南宋词科对南宋骈文发展的影响|什么是骈文

  [摘要]南宋词科的恢复和改革不仅造就了又一个骈文繁荣时期的到来,而且对南宋骈文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促使南宋骈文朝着格律更加严格、注重技巧形式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 南宋词科;南宋骈文;格律化倾向

  abstract: the renaissance and reform of cike in the southern song not only created a prosperous period of parallel prose, but also played a profound guiding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parallel prose in the south song, which made most of writers to gradually develop their writing styles towards the stricter and more precise poetic rules and skills.

  key words: cike in the south song; parallel prose; aesthetics-metrical tendency

  

  科举与文学的关系一直是文学研究中的重点课题。傅璇琮先生在《唐代科举与文学》一书中,对历史上曾颇为流行的唐代以诗赋取士故而唐诗盛极一时的观点进行反驳,认为这种说法颠倒了两者的先后顺序,而且忽视了科举对唐诗发展的副作用[1]。Www.11665.coM当然,唐诗的繁荣不能简单归因于科举,但对某些特殊文体来说,科举确实对它们的繁荣起着决定性作用,律赋是如此,南宋骈文也是如此。正如金秬香所说:“南宋古文衰而骈文盛,皆出于科举。”[2]本文即分析在南宋骈文的发展过程中,词科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一、南宋词科与科举

  

  词科是宋代一种非常重要的科举类别,北宋后期正式开科取士。“熙宁罢诗赋,元佑复之,至绍圣又罢。于是学者不复习为应用之文。绍圣二年,始立宏词科”[3]。“制科词赋既罢……于是士皆不知故典,亦不能应制诰、骈俪选,蔡京患之,又不欲更熙宁之制,于是始设词学科。试以制、表,取其能骈俪;试以铭、序,取其记故典”[4]。由于词科的设置,北宋末期涌现出大批骈文名家。

  南渡后不久,政事千头万绪,诏书纷繁,朝廷迫切需求骈文写作的专门人才,重开词科很快被提上议事日程。绍兴初朝廷开始酝酿词科重开及改革事宜,并于绍兴五年(1135)开科取士。改革后的博学宏词科与此前宏词科和词学兼茂科的不同之处,主要有三点:第一,它放宽了对应试资格的限制,大量以恩荫资格入仕的士大夫从此有机会参加词科考试。其次,应宏词科和词学兼茂的选人可以到礼部报名后直接参加考试。博学宏词科却有更严格的要求,考生在应试前必须先行投献所业三卷二十四篇,学士院对进卷考核后择优异者召试。这样淘汰筛选的工作有利于保证应试考生的较高水准。第三,录取后的待遇更加优厚[5]。南宋时期领土面积减少三分之一,官多阙少的现象日趋严重,进士科人长年候选、多官共守一阙都十分普遍。在这种情况下,参加词科成为一种极具诱惑力的选择。

  据聂崇岐先生统计,南宋自高宗绍兴五年(1135)首次词科开始取士,直至理宗开庆元年(1259)最后一次取人,125年间二十五科共取40人 [6],开科时间和录取总数都超过了北宋宏词科和词学兼茂科。尤其南宋前期经常有三人或二人同时词科中第,甚至出现兄弟二人同中词科的文苑盛事。

  词科宗旨在于“收文学博异之士”[7],与普通进士科的定位原本不同。“试言虽附于春官,拟制实关于睿览。惟大册高文之有体,暨洽闻殚见以无遗,乃能合程度之严,或可备甄收之数”[8]。它的考试门槛和录取标准更高,人数少,故而中第后升迁极为迅速,由此途直至翰苑宰执的比例和速度是其它普通科目无法望其项背的。“士大夫以对偶亲切、用事精的相夸,至有以一联之工而遂擅终身之官爵者。此风炽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后居卿相显人,祖父子孙相望于要地者,率词科之人也。”[9]叶适的批评基本上道出了词科中人的光明前景。这与《宋史·选举志》“南渡以来所得之士,多至卿相、翰苑者”[10]的记载完全相符。

  

  二、词科与南宋骈文的繁荣

  

  词科的巨大诱惑力使得大批士人纷纷从事词科考试文体的写作。不过两宋词科考试文体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一个变化直至定型的过程。绍圣年间初设词科时不试诏诰敕赦等王言之体,“章表、露布、檄书,以上用骈文,颂、箴、诫谕、序、记,以上依古今体,亦许用四六”[11]。为了更加适应朝廷现实需要,徽宗大观年间辞学兼茂科以制诰取代檄书,仍试两场四题。绍兴初词科考试内容再做改革,“制、诰、诏书、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十二件为题,古今杂出六题,分为三场,每场一古一今”[12],此后沿为定格。这十二种文体有古文有骈文,并非全为骈文,然而人们一致公认:“自词科之兴,最贵者四六之文。”[13]原因在于这些文体在考场中出现的频率、轻重缓急以及人们对此的重视程度各自不同:“西山先生曰:‘十二体所急者,制、表、记、序、箴、铭、赞、颂八者而已。若诏、诰则罕曾出题,檄、露布又军兴方用,皆尚可缓。’”[14]其中最重要的常规性考试文体是规定必须用骈体的制和表。“制、表如科举之本经,所关尤重”。“隆兴元年,陈自修试颂及露布,冠绝一场,偶表、制中有疵,因不取”。“制、表须多做”[15]。以高宗和孝宗年间词科试题为例,做一个简单的数量统计:高宗一朝自绍兴五年(1135)乙卯科至绍兴三十年(1160)庚辰科,词科共开科9次,其中制和表的出现频率分别为9次和7次。孝宗一朝自隆兴元年(1163)癸未科至淳熙十四年(1187)丁未科,词科也9次开考,这9次考试的命题中都包括制和表。词科中骈文的重要性由此可以想象。

  讨论南宋词科与骈文的关系,我们有个绝妙的参照系,即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的关系。尽管唐代科场中真正的诗歌佳作并不多,然而诗赋取士所引导的文化风尚确实是造就唐代诗坛成为诗歌史上黄金时代的重要因素。同样的观点我们基本上可以套用在词科与南宋骈文的关系上。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词科对南宋骈文的影响甚至还超过了诗赋取士对唐诗的影响。

  宋代是典型的科举社会,科举对文学的辐射力超过唐代。“就外部效应论,同时也带动了全社会的读书热,造就了庞大的的各种层次和类别的文人队伍,对提高大众的文化素质,训练文学创作的基本功(用韵、对仗、谋篇、布局等)和艺术审美能力,最终对文学创作的发展和繁荣,无疑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16]。对南宋骈文而言,词科的显著作用首先在于激发了士子的学习动力。不少文人纷纷投入学习模拟、创作点评骈文的庞大队伍中来,营造了一个学习骈文、谈论骈文的氛围。为了应试词科,他们进行了积极的知识储备和技巧训练,骈文水平得到了锻炼提高。词科文字还经常被编成文集,如唐士耻《灵岩集》“集中制诰等作绝无除授姓名,即表、檄、箴、铭、赞、颂诸篇亦皆拟作……士耻所作盖即备词科之用也”[17]。此类作品在南宋绝非个案,洪适、王应麟、吕祖谦等人文集中都收录有词科进稿。习之者众,由此产生的自然结果就是骈文名家和名作的层出不穷。“南宋古文衰而骈文盛,皆出于科举,若孙觌、滕庾、洪遵、洪适、洪迈、周必大、吕祖谦、真德秀之伦,在博学弘辞,最为杰出,而有文名”[18]。此外如倪思、李刘、洪咨夔等骈文名家也与词科渊源很深。

  

  三、词科与南宋骈文的格律化

  

  除营造出骈文流行的氛围外,词科对南宋骈文最重要的影响还表现在促使南宋骈文朝着格律更加严密、更加注重技巧形式的方向发展。“在隋唐实施科举制度之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上都明显出现了对于辞章的语言技法艺术法度的追求和讲究,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变”[19]。科举文体的程序化、技巧化是一种无法回避的现象,诗赋、经义、策论、八股无不如此,骈文也不例外。“盖是科之设,绍圣颛取华藻,大观俶尚淹该,爰暨中兴,程序始备”[20],故而刘克庄云:“自先朝设词科而文字日趋于工,譬锦工之织锦,玉人之攻玉,极天下之组丽瑰美,国家大典册必属笔于其人焉。”[21]陈振孙也有类似观点:“绍圣后置词科,习者益众,格律精严,一字不苟措。”[22]

  总体来看,受词科影响下的南宋骈文特别重视对体制的严格遵守,“识体”、“有体”、“得体”等词作为判定文章高下的标准屡屡出现。在可被称为南宋词科考试辅导书的《辞学指南》中,不少条目的主要内容都要求各体文字必须严格符合体式,如:“凡作文之法见行程文可为体式。”[23]“作制只读今时程文则或委靡,专学前辈文字则或不合今之体制,要当用今体制。”[24]“表章工夫最宜用力,先要识体制。”[25]尤以倪思“文章以体制为先”的观点最具代表性:“文章以体制为先,精工次之。失其体制,虽浮声切响,抽黄对白,极其精工,不可谓之文矣。凡文皆然,而正言尤不可以不知体制。”[26]

  “体”或“体制”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领域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汇,也是学习创作过程的关键一步,“夫文章之有体裁,犹宫室之有制度,器皿之有法式也”[27]。故而《文心雕龙·附会》曰:“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28]随着作品类型的成熟丰富和批评实践的逐渐细化,在宋代文学视野中“体”作为诗词文各文体普遍使用的一个术语逐渐呈现出其内涵多面性和评价的有效性。“破体”和“遵体”分别对应着文体本身的规范性和开放性,在当时得到了不同文人的认同和推崇。具体到南宋骈文领域,有部分文人对以文体为骈文表示支持,不过总体来说,要求遵体的呼声更高,在创作实践中遵循的作者更多。这与词科影响以及骈文的实用范围密不可分。

  从资料来看,“体”在南宋骈文批评中有几层含义。南宋骈文以制诰表启为多,制诰作为代王言之高文,象征着朝廷的脸面和尊严,最为时人看重。故而“遵体”的第一层含义是内容表达准确,语言风格典雅深厚,如:“王夕郎信掌制诰。孝宗览之曰:‘近日诰词,全似启事,溢美太甚,卿甚得体。’”[29]其次“遵体”还要求从更加具体的形式层面对文章的格式、套语、结构、章法、句式、用事乃至音律等细节问题做出严格的规范。按照词科衡文标准,南宋骈文应该遵守严格细致的格式规范,不得逾距。以表为例:南宋贺表、谢表、进表等各自不同,每类中又根据创作主体和内容有更细密的区别。开头、转折、结尾套语都明文规定得很详细,体现出尊卑有序的礼仪精神。而且根据上表对象、庆贺内容文字上有固定的要求。以贺表为例:“臣某言(或云臣某等言)。恭睹(守臣表云恭闻)某月日云云者(祥瑞表云伏睹太史局奏云云者,守臣表云伏睹都进奏院报云云者)云云。臣某欢抃欢抃顿首顿首。窃以云云。恭惟皇帝陛下云云,臣云云,臣无任,瞻天望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贺以闻。臣某欢抃欢抃,顿首顿首,谨言。年月日具官臣姓某上表。”[30]这种文体意识的细致是前人无法达到的。对于词科应试者来说,一旦没有完全遵照格式,其结果可能都是灾难性的,如“刘三杰文字合中程,忘写年月日臣某上表,遂黜之”[31]。

  另外,对于前代文人来说,要想写出符合程序的骈文作品,他们一般只能通过精心研究前贤名作,从中自己揣摩行文布局的精妙之处。而在南宋已经把这些相对含糊抽象的内容落到实处,从编题到作文一步步指点,程式性很强。这种科场应用书此前曾经主要针对诗赋、策论等文体,南宋由于词科的兴盛,针对骈文写作的书开始出现,比如在《辞学指南》中就搜集了真德秀、王应麟、吕祖谦等骈文名家关于骈文创作的切实体会。他们告诉士子作文之前首先应该做好编题的准备功夫,将日常阅读积累的句式搜集整理:“编四六制头可用者作一处,褒辞可用者作一处,于戏可用者作一处,又当细分门类,如文武宗室各从其类。”[32]这样做的好处是考场实战之时便能随心所欲运用自如地将平常作好的对偶句按照格式照搬进来,减少难度。

  除准备功夫外,具体创作过程中文章结构布局问题,包括如何开头,如何转承,如何结尾,用什么句式,表达什么内容等等,也都有规矩程序。例如真德秀非常详细地交代制的写作步骤,章法一丝不苟:“制头四句,四六一联,散语四句或六句。具官某一段颂德,先须看题。一段说旧官,一段说新官。‘于戏’用一联或引故事或说大意。后面或四句散语或止用两句散语,结不须更作联,恐冗。”[33]如此说来已经相当细致入微,为进一步示人以门径,王应麟锦上添花对此加注详细解释。例如“一段说旧官”,王注语补充道:“所谓叙旧官者,非止叙前任也。先略说履历,不可指定官名,但随文武官泛说数句,然后说前任。如自资政侍读建节,资政侍读是前任。”这种类似组装式的写作模式,虽然缺乏创新因素,但法度谨严,实用性相当强。

  在如此细密的规范约束下,南宋骈文作者大多有自觉意识地在章法结构的严谨性上刻意求工求稳,“遵体”思想非常流行,得体之作也相应地增多。这和当时批评领域风尚相一致:“南宋四六批评表现出一些共同的倾向:主张四六创作应遵守法度。”[34]

  词科严格程序化要求下的骈文与欧苏散体四六体现出来的是两种相对立的文学精神。前者要求必须将写作置于体制、法度的约束下,后者则提倡以意为文,赋予作者较高的创作自由空间,在文风、语言形式等方面大胆创新,为了表达需要可以突破体制规范。南宋骈文同时面对着的是这由两种文学精神构成的文化语境,与此相关联的是一系列相对相成的概念,如散化和律化、工巧与自然、文与质、法度与自由、道和技等。

  由于先天具有制度上的号召力,词科影响下的格律化骈文影响更加直接广泛,从而间接对欧苏散体四六构成某种消解力量,使得南宋骈文逐渐呈现出回归传统骈文体制的趋势。《艇斋诗话》曰:“东坡之文妙天下,然皆非本色,与其它文人之文、诗人之诗不同。文非欧曾之文,诗非山谷之诗,四六非荆公之四六,然皆自极其妙。”[35]这里说得很明白,欧苏散体四六虽“自极其妙”,然而以通行观点而言,终非“当行本色”,大多数文人并不如此。

  以句式为例,散体四六因打破严谨的四六句式而风貌一变,受词科影响的文人则似乎按照否定之否定规律重新强调四六对句和四言、六言句式运用的精当锤炼。《辞学指南》更是明确规定有些关键之处必须运用四六句式,才能符合要求。如:“四六格,句须衬者相称乃有工,方为造微。盖上六字以唤下六字也,此四六之格也。”[36]“制起须用四六联,不可用七字句。”“制头四句四六一联。”[37]同时《四六谈麈》、《四六话》等书中,精工得体的四六句式范例出现频率最高,赢得文人们的一致赞誉。这可为上述论断间接提供证据。

  相反,长句式因不便宣读受到不少文人的指责。如楼钥《北海先生文集序》曰:“况本以文从字顺便于宣读,而一联或至数十言,识者不以为善也。”[38]这位南宋著名的词臣公开对破坏“四六之体”、大量使用长句式的现象表示不满。

  欧苏散体四六语言上以白描取胜,虽不废用事,但更高境界则是“不用故事陈言而文益高”[39]。而词科创设后,文坛主流风尚则迥然不同,“今时士大夫论四六多喜其用事精当,下字工巧以为脍炙人口,此固四六所尚”[40]。翻阅南宋众多四六话和相关笔记,用事的巧妙精工是文人欣羡品评的中心话题。刘祁云:“文章各有体,本不可相犯。故古文不宜蹈袭前人成语,当以奇异自强。四六宜用前人成语,复不宜生涩求异。”[41]他从文体的高度认为骈文用事有着合法依据,其实这种观点在南宋早就深入人心。在《辞学指南》中,我们甚至看到在词科文体规范程序中,用事被视为文章写作时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王应麟所列举表格式大致为:“起联——窃以用事——推原——铺叙形容——用事形容——末联。”其中两部分明确要求必须用事,其它部分虽然没有强行规定,不过从所列举的词科名家范例看,用事的现象也普遍存在。

  除句式、用事外,对音律的更加锤炼讲究同样也是词科带给南宋骈文的另一重要影响。六朝时期随着文学自觉地逐步深入,对声韵的追求开始精致刻意。《文心雕龙·声律》云:“凡声有飞沉,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暌。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飏不还。并辘轳交往,逆鳞相比。”[42]其中谈到的声、韵以及平仄字的效果和配合问题都在六朝骈文中得到应用。隋唐以后由于诗歌技巧的日益精进以及诗赋取士的影响,声韵理论较诸六朝粗线条的论述细密得多。李商隐、杨亿等骈文作家都相当重视声韵的协和调畅。然而,自欧苏以来,散体四六追求整体阅读的通顺,对具体字句不再精心雕琢,加之句式加长,音韵配合不再特意讲究。楼钥所说的“不便宣读”正指出了散体四六声韵的不足。

  与散体四六不同,词科影响下的文人在考量骈文优劣时,音韵协和与否被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上。“凡作四六须声律协和,若语工而不妥,不若少工而浏亮”[43]。王应麟在评点孙觌《镇洮军节度使除大尉制》“令闻令望,屡达余听”一联时以为其瑕疵在于音韵不够严谨,“望字不当用侧声”[44]。不但制诰文要便宣读,表等其他文体也同样要求讲究音韵精准,甚至严格到有些挑剔的地步。“其后徐(徐凤)又试,六篇俱精诣。《代嗣王谢赐玉带表》用《礼记》‘孚尹’二字,以‘尹’为平声。凡用经释音,当以首释为证;用史释音,当以末释为正。徐用第二音,故主司疑其平侧失律。然徐非失黏,但用于隔联上一句四字内,亦何伤于音律?主司过矣,公论屈之”[45]。如此吹毛求疵自然不可取,不过在这样的制度导向下,文坛风气不可避免地发生改变,作者对骈文的音乐美更加精心留意。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南宋骈文的技巧水平和审美价值,纠正了宋四六过分散体化带来的音韵不谐,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和意义。

  综上所述,可知南宋词科对南宋骈文的发展影响很大,它不仅造就了欧苏之后宋代骈文发展的又一个繁荣时期,而且对南宋骈文风格技法、发展趋势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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