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的科学方法论是_论析知识社会学的发展与启示

论文关键词:知识;知识社会学;发展

  论文摘要:21世纪,知识不仅成为改变个人命运的力量.同时,也是改变社会和国家命运的重要资源,对于社会学而言,关注和研究正在向我们逼近的知识社会,探究它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不同特点,使人们从社会实践的角度认清未来社会学的目标和任务,并从理论的角度把握以前社会学理念和方法的不足及局限,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试图从知识社会学的意义及前景来思考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呼唤知识社会学的理论构建。

展望一种社会学的前景,有两个重要的参照系,一是现实社会形态演变的趋势,一是原有其它理论解释框架的局限性。前者可以让人们从社会实践的角度认清未来社会学的目标与任务,后者可以从理论的角度把握从前社会学理念和方法的不足及局限。本文试图从这两个方面思考中国社会学的发展。

  一

跨入21世纪,全世界回响着一个令人振奋的名词,这就是“知识经济”。从类型上说,它是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从实质上说,它是指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及使用之上的经济。具体说来,知识经济有三个明显特点:(1)知识成为发展经济的资本。(2)知识密集型产品成为经济增长的排头兵。(3)知识经济是“低耗高效”型经济。

知识经济使知识和经济走向一体化,提高了经济的文化含量,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同时它又具有从前的经济形态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为解决人类目前面临的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带来了希望,当然也为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提供了难得的机遇。Www.11665.COm正因为如此,各国的国际战略从过去的军事战、经济战转向信息战,各国之间冲突的焦点也已转向文化、知识。知识和文化已经成为强大的“生产力”,这种“文化生产力”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和财富。

在这样的时代,知识不仅成为改变个人命运的力量,同时也是改变社会和国家命运的重要资源,因此,仅仅研究知识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就远远不够了,对于社会学而言,关注和研究正在向我们逼近的知识社会,探究它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不同特点,进而为追求幸福和解放的人类构建一个更为人性、自由和美好的社会形态,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非常必要的。

  二

在社会科学诸学科中,社会学无疑是最年轻的一种。如果以公认的说法把奥古斯特·孔德作为社会学的创始人的话,那么,从其正式提出“社会学”这门科学的概念及范式的《实证哲学教程》第四卷的出版(1838年)到现在也不过只有160年的时间。可以说,社会学从产生到发展的整个过程,都是围绕西方社会的工业化问题而展开的。“奥古斯特·孔德思想的出发点就是研究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内部神学和尚武型社会以及科学和工业型社会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个历史时期的特点是科学和工业型社会之间的矛盾。……也由于这个历史时期的特点是科学和工业活动已经相当普遍,所以解决这种危机的唯一方法是创立一种像过去神学思想体系支配社会秩序那样支配现时社会秩序的科学思想体系,以加速变革的过程。”由于工业社会的法则是发展财富,因此如何科学地组织社会以有利于获得最大的效益,就成为社会学的世俗目的。因此,实证主义自社会学诞生的时候起,就在社会学家的鼓噪下,成为后来一个多世纪西方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取间

当然,实证主义的社会学不可能是西方社会唯,的类型,它之所以能在西方取得主导地位,并非是它在理论上圆满地解决了西方工业社会的种种弊端它是由于英美这些具有悠久的实证主义思想传统的国家在社会实践的共享所带来的结果。以美国为模式的现代实证社会学,无论是在社会结构和劳动组织方面,还是在人们的个体行为方式及其社会协调方面,都最符合现代理性的效率要求,这是每一个追求现代化的人都梦寐以求的东西。

实证社会学的巨大成功,在欧洲大陆却像高雅的艺木品那样,只能让少数内行品鉴,得不到广泛的认同和传播。这样,在西方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马克斯·韦伯所解读出来的“现代性的悖论”:一方面,现代社会生产的工业化、思维的理性化、科学技术的实用化、政治的法治化,都是为了满足社会生活功能效率的最大化原则,这是形式合理性的要求。另一方面,当形式合理性把功能效率推向极端时,人的一切社会行为都从纯粹功利上进行计量的考察和预算,这样就把本来是作为工具和手段的形式合理性当作目的本身来追求,从而掩盖和忽略了实体(价值)合理性这种目的本身。现代西方社会在享受现代化带来的种种好处的同时,又身不由己地陷入现代化所造设的“牢笼”,饱受丧失目的(价值)追求、丧失精神家园的痛苦。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正是实证社会学无视人文主义社会学的警告所带来的恶果。

可贵的是,由于西方现代社会的自由主义传统,在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环境中,人文主义的社会学尽管不占吐会意识形态主流,但它们仍然能够作为一种弱者的声音警示社会,并且在一代又一代学者的不倦努力之下,形成了学术积累。它不仅对西方现代社会的危机和困境进行了冷静的分析,而且为解决这种危机和困境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启发的思想。正是在这一思想传统中,知识社会学的思想魅力得以显示。

  三

知识社会学起初并非是为了解决未来的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社会问题而提出的,它比“知识经济”这个概念要早得多。如果我们把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马克斯·舍勒于1924和1926年出版的《知识社会学问题》、《知识的形式与社会》看作是该学科的奠基性著作的话.那么,知识社会学也已有了70多年的历史。这一事实告诉我们,知识社会学并非是突然产生的。它所表示的不是一种革命性的进展,而是在对实证社会学的反省过程中渐进出现的。

从历史来看,西方实证科学和人文主义是同时出现的它们是现代社会对杭封建神学的不可分割、相互协作的两翼正如孔德这样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家,他在强调要以建了在观察、实验和普遍有效的规律基础上的严谨的实证方法支配一切学术的同时,也强调社会学是一门人文科学,因为不仅人性和社会秩序之间具有某种可以推断的关联,而且研究社会的静态结构和动态发展,都是为了使人类能有一个更为人性、更为美好的未来。大多数的人文主义社会学,止如马克思的社会学那样,都是人文理想与实证知识的某种融合例如,马克思在激烈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反人道的经济制度时,论述了未来的共产主义不是简单地对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的超越,而是一切为了人、依靠人,使人的自由自觉的本性得到最圆满发展的“目由人”的联合体同时为了与各种空想社会主义区别歼来.马克思创立了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实证分析,并引人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工具性的操作程序。这都说明,在社会学理论创立之初,实证知识和人文知识尚未形成对立的态势,尚能相互协调地出现在同一个理论之中但是,随着实证科学霸权的出现,一方面在具有实证主义倾向的学术团体内部,出现了对人文主义思辨方法的拒绝,把实证方法推向了极端;另一方而,在人文主义内部,则由于看到了人文社会科学的非实证性,而导致对实证方法的坚决拒绝。舍勒的知识社会学和以韦伯为代表的德国人文主义社会学都是以此为基准的,它们以一种不同的知识哲学质问了实证的现代社会理论本身的合理性问题。

韦伯清楚地看出了实证的科学知识并不能提供关于世界和生命意义抉择的正当性根据,为此,韦伯重新提出了古老的知识论问题,引起了德国知识界关于社会知识、价值主张与社会政治关系的持续争论,正是通过这场争论,促成了知识社会学的形成。

实际上,知识社会学本身也有舍勒和曼海姆两种不同倾向,后者远比舍勒出名,因为他是继续沿着实证的知识论方向,提出知识社会学问题的。而舍勒则是沿着新康德主义对实证科学霸权的拒绝的方向提出知识社会学问题的、但他同时也不满足于韦伯把个体信念或神学逐出知识社会学之外的做法,因为这同样会像实证主义者那样只按经验理性的原则来理解知识的性质,这样就不可能真正解决现代社会的价值危机。舍勒为此提出了三种知识类型的划分:统治—事功型的知识;本质—教养型的知识;获救型的知识。这三种知识用通俗的语言表述,就是实证的科学知识,哲学一形而上学的知识,宗教的知识。与此三种知识的形式相对,舍勒从内容方面,提出了三种社会学:实证科学的社会学,形而上学的社会学和宗教社会学。

舍勒三种知识类型和三种社会学理念的划分,意在表明,现代社会的病因在于现代社会建立在一种狭隘的、低俗的知识和价值观念之上,因为实证的经验和知识,服务于人对物质世界的控制欲望,满足人的自然生命欲求(食、性、权力)。在舍勒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要从物质化的追求中解放出来,按照人类对于事物的本质的认知,确立人类生存的目的,喻证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以爱为向导的精神价值才是人类社会追求的方向。

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立场的哈贝马斯基本上接受了舍勒的知识类型划分,他把知识分为劳动一控制一经验性知识,交往一意义理解一历史性知识,支配一解放一判断型知识。在此三种知识中,第一种与舍勒的完全相同,第二种知识显示出哈贝马斯对现代理性的一种批判改造,第三种知识,他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把舍勒所谓的宗教型的获救的知识,改造为解放一批判性的知识,否定了任何知识霸权的可能性。这种批判—解放型的知识,既为人类克服物质异化、科技理性异化提供了依据,同时也为现代民主社会找到了更为切合的知识形式。

综上所述,知识社会学的传统主要是针对实证社会学所带来的日益深重的社会弊病所提出来的,这种理论真正要发挥出它的威力,有赖于现代社会从原有的工业经济结构向知识经济结构的转型。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当知识经济日益成熟,知识社会逐步成型之时,知识社会学必然会以其特有的优势,成为社会学的主导核心。而在目前向知识社会过渡的过程中,社会实践领域已经产生出巨大的企盼,希望知识社会学能以其切合现实的参与性和预见性,为知识社会的建构提供理论指导,这是其发挥巨大现实意义的社会的和心理的基础。

  四

思考社会学的曲折发展历程,面对日益临近的世界知识社会的到来,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知识社会学在中国更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没有独立的社会学。中国社会学是西学东渐的结果。“五四”前后,正是西方知识社会学兴盛的时期,由于那时中国的主要任务是救亡图存,是在思想上对国民进行科学、民主和新的价值观念的思想启蒙,因而,知识社会学不可能在那时进人中国学者的视野。1903年我国出版的第一部社会学著作是斯宾塞的实证主义的《社会学研究》(严复译,取名为《群学肆言》)。“五四”以后,英国著名学者罗素和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来华讲学,促使中国学者接触到了英国的经验主义和美国的实用主义,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未来社会学的取向。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实用理性为主宰的,因而对英美的实证主义社会学产生了强大的亲和力。中国早期的著名社会学家大多在40年代选择留学美国,就能说明这一点。马克思主义虽然在“五四”前后就传入中国,但中国知识界更多地是把它看作是一种政党理论,而不是把它看作社会学,以至于1952年,在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了合法的政权,并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一切思想理论的主导性意识形态时,仍把社会学作为资产阶级的东西予以取消。1979年,我国恢复了社会学,但是社会学界更是看到了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严重滞后,看到了我国同世界发达国家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巨大差别,因而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地希望中国迅速实现现代化。这种急切的心理使我们的社会学学者更能接受和认同美国的以追求最大效率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及其方法论。从内容上说,由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严重滞后,我国仍处在从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因而我国社会学研究的重点一直是农村社会学和工业(城市)社会学。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中国要能迅速赶上和超过世界发达国家,就要避免走西方工业化的老路,如果我们跟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先从农业社会转向城市化的工业社会,再从工业社会转向知识社会,那么,我们就总是一个跟着跑的国家。知识社会的到来正给中国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遇,使我们有可能跳过某些不必要的工业化的老路,直接按照知识社会的理念重构我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机制。因此,在设计我们的社会结构和运行机制时,要按照非线性的战略,以最灵活的机制,最开放的思想激活中国人的知识创新和交流共享的能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迎接21世纪全球一体化的知识社会的挑战。